第三，鼓励创业和创新活动。

自大学毕业之后，他从未经历过如此糟糕的状态，最惨的时候，身上仅有20元钱。他发现西安也在以夸张的速度变得势利、功利和冷漠无情，你没钱，别人利用不到你，怎么会和你来往?而且，每年从各地涌到西安来的大学毕业生也多得可怕，到处都是怯生生的面孔，他们同从一线城市回流的丁星舟不同，西安是他们跨入核心城市的第一步，他们会牢牢抓住一切机会。

在中国固有的关系社会系统中，一个人绝对要借助它们获取捷径。我坚持认为这是个难关，度过了就好了。回到西安，丁星周因为经济所迫借住在表哥家。根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数据，在北、上、广、深四个城市工作的职场人中，近八成职场人偶尔会有离开一线城市的念头，具体比例为76.2%;如果确实有就业机会，80.8%的职场人表示自己确实会去二、三线城市就业。北上广既是一线城市的缩写，也是压力、高房价、冷漠、不友好、疏离感等等的代名词。

一阵媒体、网络和群体的喧嚣之后，走的走，留的留，余下的人仍要在未来的日子做出出城还是进城的赌博。在城市布局、资源分配和城市扩张的大环境中，我们其实是被城市化所劫持的。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。

如果名义汇率不动，那通货膨胀就得多一点。现在，我希望多输入一些平和的心态。但是，2008年，又发生了一系列事件，开始是次贷危机，尔后贝尔斯登破产，2008年的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更把金融危机推向高潮。我们走走停停，可能有些人认为，汇改稍微慢了一些，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反思。

所以，我们得动态地看这个问题。一般的可兑换货币，其汇率机制应当是灵活的。

胡舒立：是呀，计算升值得失，关键是用什么币值。比如，豆油，中国的大豆已经超过一半是进口的，千家万户都得吃豆制品，豆粕还可养猪，有多少人不吃猪肉？如果不升值，那大豆、豆油、豆粕的价格都得比现在贵20%以上。这一资产配置原则又是根据什么决定的呢？是参考中国的实体经济定的，按中国贸易的比例，然后是FDI的比例，还有一个因素是结算的比例。其次是其文化凝聚力和感召力。

汇率是一种价格，其扭曲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。易纲：我只谈谈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。实际上，现在危机也还不可以说完全过去了，比如，今年又发生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，但是，总体来讲，形势比危机高潮时好多了。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，随后，整个外汇市场就建立起来了。

这期间，人民币实际上是双向浮动的，而且跟一篮子货币的走向是相符合的。我们要谦虚谨慎，还是要韬光养晦。

美国、欧元区就是这样。对汇率制度的改革，实际上从1994年就开始启动了。

我们没有时间表，但是，参考国际上的做法，人们可以对此事有一个大致判断。那么，在这些市场上，不论股票，还是债券，市场的游戏规则制定者当然是美欧等国当局。这样，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期持续得更长一些。在这种监管框架下，他们的修复能力是比较强的，修复速度是比较快的。此次两房根据交易所相关规定退市，但对两房的债券未造成负面影响。实际上，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前的最好选择。

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要有自知之明。在2005年汇改以前，有关部门做过企业的换汇成本调查，调查的结果是，国有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.11元，私人部门企业的换汇成本是8.07。

一个渠道就是名义汇率的调整。此后，易纲离开教职进入中国人民银行，先当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，后来到货币政策司当司长，最后逐步升至行长助理，再当副行长，去年7月以副行长身份，同时担任了外汇管理局局长。

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的约束，包括能源的进口。光算美元亏了，但这没有算人民币的资产，而且，中国人的存款也可以升值。
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件事情还是比较艰难的。 胡舒立：那么，人民币可兑换和汇率之间应该是种什么关系？是说它自由浮动以后才能够自由兑换，还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下也可自由兑换？易纲：这是一个比较富有理论色彩的问题。但是，这个方向是中国最好的选择，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坚持。回顾日本和德国的历史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不过从另一方面说，现在美国各方对金融改革法案评价这么高，为什么推得还这么难呢？共和党为什么强烈反对？ 易纲：推动难，主要是因为利益。但是，受损者的声音强，主要是出口行业，他们认为日子过不下去了，肯定要失业了。

美元和欧元波动较大，这是一种市场行为。 胡舒立：面对通货膨胀压力，有人主张升息。

人稍多，桌子有点挤，谈话主角易纲自己居然就坐在桌子的一角。这个法案，再加上英国最近新的金融监管框架的路线图，还有G20指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巴塞尔委员会、国际清算银行，制定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标准，构成了未来十年，甚至更长时间内全世界金融监管标准和监管框架。

结果，到了2005年7月21日，汇改重新启动，这就有了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的浮动。胡舒立：那人民币有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呢？世界有没有这种需求呢？ 易纲：这种说法，有一半是给中国戴高帽，有一半也反映了他们的一种预测。胡舒立：外汇改革走走停停，是不是在节奏把握上，还是稍微有点慢了？易纲：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，30多年来，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的奇迹。今年美国经济增长在2.5%—3.5%之间是比较靠谱的，日本今年应该是正增长，甚至比2%还要高一点。

胡舒立：你可否描述一下,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易纲：我们的最终目标，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，这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，也就是1993年的秋天就已经决定了。胡舒立：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是市场自然的选择结果呢？还是需要政府来一锤定音，还是二者互相推动？易纲：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，首先是凭借所在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经济实力。

但是，汇改以来，中国在2005-2008年期间出口每年是以超过20%的幅度在增长。我们通常说要扩大内需。

胡舒立：那人民币可兑换目标多长时间达到？有没有时间表？易纲：在我国，可兑换还没有一个官方时间表。这个法案中一些伤害投资银行、商业银行利益的一些条款，已经磨得平和了许多，做了一些妥协。